大清名臣张廷玉的处世之道

张廷玉,中国古代资深「社畜」,曾在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位顶级大佬身边辅佐。身为汉人却在满清帝国如鱼得水,一路攀升,权倾朝野。张廷玉在政治最高层一直稳如泰山,经历了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代帝王更迭,四十多年从没有犯过任何错误,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。如此开挂的人生有何处世良方?

张廷玉,安徽桐城人。他出身书香门第,二十九岁高中进士,并被点为翰林。三十三岁那年,他获得了一次与康熙交谈的机会,给皇帝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,康熙认为他持重得体,遂「奉旨侍值南书房」,成为皇帝贴身低等小秘书。由于服务出色,四十五岁时升为「副部级」的礼部侍郎。

康熙去世,雍正登基,见他「气度端凝,应对明晰」,迅速升他为礼部尚书,参与机密。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难伺候的皇帝,对科举出身的汉族大臣尤其缺乏好感,对他却一见如故,欣赏至极。不论大事小情都要和他商量,凡有谕旨均由他缮写。雍正与他君臣相得十三年,感情至好,甚至一天也不能分离。

雍正五年(1727 年)五月,张廷玉生了一段时间病,病好后进宫,雍正说:「我前两天对近侍们说,我连日臂痛,你们知道吗?他们惊问其故。我说,大学士张廷玉患病,此人如朕手臂,这不就是我臂痛吗?」此事传开,成为一时佳话。

雍正末年,张廷玉回家省亲,皇帝写信给他说:「朕即位十一年来,朝廷之上近亲大臣中,只和你一天也没有分离过。我和你义固君臣,情同密友。如今相隔月余,未免每每思念。」(《张廷玉年谱》)

雍正累次升迁张廷玉为大学士、首席军机大臣、兼管吏户两部,权倾朝野。为了表达对张廷玉的欣赏,雍正特别立下遗嘱,要以最信任的两位大臣——鄂尔泰和张廷玉在身后配享太庙,也就是死后与他一起到阴间做伴。这是一项极高的政治荣誉,整个清朝二百余年,他是唯一享受到这个待遇的汉人。

乾隆即位后,对这位三朝老臣更是优礼备至,继续奉为汉臣之首。他平时和张廷玉说话,从来都是和颜悦色。张廷玉上朝时,皇帝从来不忘提醒身边太监上前搀扶,生怕老人家有什么闪失。

乾隆二年(1737 年),皇帝特封张廷玉为三等伯爵,开了有清一代文臣封伯的先例,恩遇可谓至渥。在此之后,屡有奖励。为了表示信任,皇帝多次赐诗给他,诗中有云:「喉舌专司历有年,两朝望重志逾坚。魏公令德光闾里,山甫柔嘉耀简编。」另一首诗中更说:「潞国晚年尤矍铄,吕端大事不糊涂。」把他比作周宣王时的贤臣仲山甫,后世名臣文彦博与吕端,足见尊重之至意。

汉大臣中,张廷玉的地位、恩遇在有清一代,堪称空前。不能不说,这个人身上确有过人之处。

首先,张廷玉有过人的才华。张廷玉自康熙四十三年(1704 年)入值南书房,为皇帝起草文件起,就充分表现了出色的秘书天才。雍正即位之初,屡有诏命,皇帝「口授大意,(张廷玉)或于御前伏地以书,或隔帘授几,稿就即呈御览。每日不下十数次,皆称旨」。每次雍正口述后不过片刻,张廷玉即可拟就,每日十数次从未出过差错,其文思之敏捷实非常人所及。

其次,张廷玉办事非常勤勉,为皇帝服务不惜心力。史载他晚上退朝后还要点双烛治事,即使已经就寝,还经常在枕上思索所拟之文,或觉不妥,立即披衣起身改正。他心思缜密,记忆力极强,能将各部院大臣、全国疆吏的出身、经历,以及各司员府县甚至胥吏的姓名、籍贯丝毫不差地说出来,就像一个活档案库。对其办事能力,雍正帝曾这样称赞:「尔一日所办,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。」(《澄怀园语》卷一)

当然,这只是他仕途成功的一半原因,另一半则与才华无关。

张廷玉是康熙时期的大学士张英的儿子,这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先天优越之处。张英是清代著名大臣,因为「缜密恪勤」,深得康熙欣赏,被提拔为一朝「宰辅」,在政治高层数十年如鱼得水。为了让张廷玉继续光大家门,张英言传身教,传授给他大量做官的独门心法,所以刚刚进入仕途的张廷玉就将成熟老练的风姿展现在朝廷之上,引起了康熙皇帝的特别注意,年纪轻轻,却已深通「为臣之道」「保身之术」

熟读经史而又得到父亲独门秘传的张廷玉早就认识到,为臣之道不外两个重点:一方面要能从君主那里成功地猎取功名富贵,另一方面又要不为皇帝这只猛虎所伤。这就好比火中取栗,实在是一个高难度动作。张廷玉深知,皇帝最防备的,是大臣的私心。

在明主面前,只有以退为进,以无求为求,以无私来营私,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所以他为官数十年,处处事事都从皇帝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和判断,从不露骨主动地为自己牟取私利。朝廷上下公认他为人淡泊宁静,气质和平。乾隆皇帝夸奖他「风度如九龄」。

他平日生活无声色之嗜,办事出于公心,从来没有贪渎指控。他做主考官时,有人欲通关节,以微词试探,他赋诗以辞道:「帘前月色明如昼,莫作人间幕夜看。」

当然,越是这样皇帝越不会让他吃亏。因为他清廉,雍正皇帝先后多次对他进行赏赐,赐银动辄上万两,还给了一所当铺,让他补贴生活。因为他从不主动为自己的亲人牟取私利,所以皇帝对于他的子弟亲戚的仕进也多有照顾。但皇帝越施恩,他就越谦退,皇帝每有奖赏,他必尽力逊让。

雍正十一年(1733 年)其长子张若霭高中一甲三名探花,张廷玉闻知「惊惧失措」,立刻面见皇帝,「免冠叩首」,以自己家世受皇恩,科举很盛,请求皇帝降低其子的名次。张廷玉说,「天下人才众多,三年大比,莫不望为鼎甲,官宦之子不应占天下寒士之先」。雍正大为感动,经他恳请,特将张若霭改为二甲一名,并把此事前后情由在谕旨中加以公布,表扬张氏的公忠体国。(《张廷玉年谱》)

除了以上这些原因,张廷玉身上还有一个突出特点,就是「柔」与「顺」。张廷玉对历代大臣得祸之由深有研究。他认为,做高级大臣最忌讳的有以下几点:

  • 一是性格过于刚直,比如比干和海瑞。他们不讲方式方法地与天子作对,下场当然悲惨。
  • 二是做事过于讲原则,比如岳飞。他只从国家民族角度去考虑问题,却不顾及帝王个人心理隐私以社会正义去挑战帝王的一己之私,终至非死不可。
  • 三是权力过大,不知谨慎。历史上倒霉的权臣多是由此。皇帝与大臣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,性格气质思维方式及个人偏好不同,不可能事事都想到一起。与皇帝意见相左之事既多,不免日久生怨,积隙成仇。
  • 第四点则比较有清朝特色,那就是由于大臣们因为「好名」而获罪。

专制主义发展到清代,连儒学的人格追求,也成了专制极度扩张的妨碍。原因很简单。儒学固然有维护「纲常」的一面,同时也有追求自我完善,要求人格独立的一面。儒学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尽力为皇帝服务,同时也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持和精神价值的追求。

清代前期帝王皆雄才大略,在统治术上大有创新。他们认为,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,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。为了彻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,雍正帝提出一个重要观点,那就是大臣们不但不能图利,也不能「好名」。他说:「为臣不惟不可好利,亦不可好名。名之与利,虽清浊不同,总是私心。」雍正朝和乾隆朝,都有大臣因为「好名」而被皇帝严厉打击。

比如雍正朝的杨名时,是一个有操守的政治家,在一些问题比如打击科甲朋党上与皇帝意见不同。他做了很多减轻农民负担的好事,却忘了推功给皇上,遂引起雍正帝的恶感。雍正说他「性喜沽名钓誉」「欲以君父成己之名」,寻故将其抓入大牢。(郭成康《政治冲突与文化隔阂:杨名时案透视》)

张廷玉在政治生涯中,全力避免犯以上错误。他的政治信条是绝不要因为政治思路的差异而与君主产生冲突。因此他不做政治家,而只做大秘书。不做思想者,只做执行人。张廷玉有一句名言,叫「万言万当,不如一默」。他一生为人,谨慎小心,缄默持重。这一特点直接遗传自父亲张英。《清史稿》称「英性和易,不务表襮,有所荐举,终不使其人知。所居无赫赫名」。

专制政治是充满风险的绞肉机,稍有不慎,就会危及生命。每天退朝回到家里,张廷玉都要把一天的大事小情细细梳理一遍,看看有没有说错的话、做错的事。他从不留片稿于私室,也不让家人子弟得知。他很少交接外官,在朝中为官多年「无一字与督抚外吏接」。

雍正对他极为信任,人事决策多向他咨询,他却从来不会透漏任何一丝风声。他以皇帝之心为心,以皇帝之意为意,凡事默默去做,不事张扬。许多人经他推荐而受重用,却终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。

在雍正这样一只「喜怒不定」的猛虎身边,张廷玉恰如一个走钢丝的演员,全神贯注,始终紧张,没有一分钟松懈过。他襄赞雍正十三年,几乎雍正朝的每一项重要决策他都参与过,但是《清史稿》的列传提及他的功绩却只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,比如建议对守节十五年妇女加以表彰之类。

对此,他的学生汪由敦有这样的解释,他说张廷玉主掌枢府二十四年,「凡军国大政,他都承旨商度,经常与皇帝促膝密谈,一商量就是很长时间。至于他所筹划者,我们却举不出一件事可以具体归到他名下,他为国操劳一生,却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记载」。

他又说:「雍正以来数十年间,吏治肃清,人民安乐……张氏从容坐而论道,享极盛之世……那么张氏的缜密周详,略可想见也。」(《张公墓志铭》)那意思就是说,雍正以来的治绩,多赖张廷玉的襄助。

皇帝的军功章里,没有张廷玉的一半,也有张廷玉的一块。只不过张氏自己不提而已,这正可见张氏的缜密周详。从康熙开始,三代皇帝都对他这点极为赞赏。乾隆描写他这一特点时说:「不茹还不吐,既哲亦既明。」


原文来自《饥饿的盛世》https://www.zhihu.com/xen/market/remix/paid_column/125228658021301452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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